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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界600150 红包孳生腐败 “小红包”频频引爆官场“炸药包”

近日,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陈祥云因收受2万元“红包”被免职。江西省纪委要求全省各级干部、公职人员引以为戒。据介绍,自2013年9月开展“红包”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以来,江西全省已查处违规收送“红包”问题112个,处理149人,先后免职33人。

近年来,全国各地频频曝出腐败官员落马后的红包问题。2万元的红包,和这些落马高官的巨额贪腐相比,看似并不严重。古人云:“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专家指出,令人关注的不只是红包的分量有多重,而是背后官员党纪国法的意识淡薄,权力观的任性和肆意。重典正风气,必须拦截并斩断 “恶小”之芽,才能防范酿成“大腐”。

“小红包”频频引爆官场“炸药包”

红包是我国社会人情往来中常见的现象,但在官场上却异化成为干部腐败堕落的“炸药包”。4月27日,江西省纪委通报了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陈祥云顶风违纪收受“红包”问题。

经查,2014年春节期间陈祥云收受某私营企业主“红包”2万元。2014年10月,陈祥云得知有关人员被查后,将收受的2万元现金上交到省廉政账户。经江西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,按照组织程序,免去陈祥云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职务。

类似通报在全国各地屡有披露。据广东省纪委通报,今年一季度该省查处收受红包礼金的厅级领导干部16人,个别案件七八名厅级领导同时涉案。

河南省纪委4月30日通报,去年3月潢川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董国庆借操办女儿婚事之机,违规收受亲属以外人员红包礼金11400元;2012年至2014年春节期间,违规收受红包礼金5000元。

“不少领导干部低估了红包的危害性和严重性,最后倒在小小的红包上。”江西省犯罪学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说,很多人认为红包是礼尚往来的正常行为。事实上,这种“温情公关”更容易让收受者松懈麻痹,最后在“温水煮青蛙”中成为腐败分子。

“红包文化”孳生“腐败暗疮”

近年来,无论是“落网的苍蝇”,还是“入笼的老虎”,其背后总能看到红包的影子。某种程度上,红包成为诱发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“脓包”。

记者梳理一些腐败案件发现,官场收红包主要有三大做法:

--以人情往来为借口的“意思意思”。按照刑法规定,受贿金额超过5000元可构成定罪。颜三忠指出,官员收受红包,如无直接指向利用职务便利的证据,多按照党纪进行处分。

一些官员因此认为,红包收的都是小钱,不会“犯事”。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长谢少清为了把握好分寸,专门设定红包金额底限:每次收受红包数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,超过数额的要退回一些。

专家指出,对官员“意思”的背后本质上是权钱交易,不能因为收受红包数目小就能“网开一面”,只要存在违规收受红包的行为,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。

--以逢年过节为幌子的感情投资。受“红包文化”的影响,一些地方的官场风气被恶化,甚至上行下效,腐败蔓延,窝串案频发。

萍乡市是江西腐败的“重灾区”。经纪检机关查实,相继落马的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、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和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在每年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等节日,分别收受单位和个人红包就达六七十万元之多。

--以提拔升迁等为目标的权钱交易。

广东省纪委去年底通报一起竞相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,涉及韶关乐昌市班子成员27人、乡科级干部45人,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。据了解,此案是在乐昌原市委书记李维员直接带动影响下发生。李曾暗示多名干部努力升官,红包则是买官“利器”。目前,李已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,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红包的隐蔽性,对公权力产生巨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。颜三忠指出,送红包者的最终目的还是获得权力庇护和回报,是行贿受贿。

值得警惕的是,五一前后朋友圈的“红包游戏”活跃。专家指出,以“红包游戏”为“隐身衣”的礼金礼卡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传输方式,存在发现难、认定难、取证难等问题,必须予以高度重视,对这类隐形利益输送决不能姑息。

刹住红包歪风还需标本兼治

中央严令之下,仍有人顶风而为,发人深思。专家指出,需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追究机制,来进一步提升对官员收送红包行为的约束力与震慑力。

去年3月起,江西“红包”问题进入常态化治理。江西省纪委强调,对于违反规定接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党员干部,一经查实,不论数额多少,有职务的,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,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;没有职务的,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处分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多地也开展类似的治理。山西省财政厅今年设立省本级“礼金红包上交专户”和“贵重物品上交专库”,并向社会公布。“专户账号”和“专库代号”均为35581,取谐音“送我我不要”之意。杭州市纪委明确收受微信红包也属变相受贿,将视事实的性质和情节,追究相应的党政纪责任。广东省去年对红包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后,各级廉政账户共收缴红包礼金6500多万元。

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指出,红包专项治理工作很有必要,目前对干部的免职等处理还停留在“治标”的阶段,治理工作必须向“治本”推进。

颜三忠认为,当务之急,在通过打击形成高压态势的同时,还应强化权力约束机制,完善监督控权,压缩寻租空间。

廖晓明表示,要形成“受贿行贿可耻”的社会文化氛围,对违规收受“红包”的领导干部一查到底,把惩处晒在阳光下,让权力真正得到更规范而严厉的监督。(记者胡锦武 袁慧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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